直到离开很多年后，汪琦还会时常想起在西藏的岁月。

1951年初，汪琦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的一名女战士，随部队徒步进入西藏，是首批1100余名进藏女兵之一。

那时，她刚刚参军。全军上下联络只能通过无线电台，用密电码进行沟通，她就是那个“翻译”的角色。白天随部队穿行在雪山、冰河和风雪中，夜晚还要加紧翻译中央台的密电，她常常点着小煤油灯熬夜工作。天亮了，整张脸上落满了煤油的黑灰，眼睛也熬成了近视。

那段岁月无疑是艰苦的。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天气里，没有燃料，没有取暖设备，他们拿羊毛填进衣服内层，有时上面还沾着羊粪。多数时候，把麦子、大豆、花生等作物加工成代食粉用水烫成糊，就是每天两餐的主食。高原上水的沸点低，食物烫不熟，很难消化。包括汪琦在内，很多人都落下了肠胃病。

驻守西藏十余年后，1965年，为了照顾孩子，她不得不离开西藏，回到内地工作。晚年，她仍在思念西藏，想沿着青藏铁路，再回西藏看一看。但因为年纪太大，未能成行。她用另外的方式弥补遗憾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，她先后资助了十多名贫困藏族学生，直到他们毕业，回到西藏工作。

汪琦说，“我在年轻的时候到西藏，在那里付出青春，挥洒热血和汗水。我对那个地方很有感情，它过去是那么贫穷落后，现在变得那样好，我感到由衷的欣慰。”

2022年7月27日，江苏南京，汪琦在接受采访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“第二次长征”

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徒步进藏的半年，被刘伯承元帅称为“第二次长征”。而对汪琦来说，那是她人生中“最好的日子”。“在路上的磨炼，让我受益终身，是我受到的‘最好的教育’。”忆及此，汪琦神色坚定，充满怀念。

她回忆，从四川甘孜到拉萨，四五千米以上的雪山就有16座，其中雀儿山在西藏昌都的东侧，海拔 5000多米，道路崎岖。

正是在这里，汪琦遇到了意想不到的情况。翻山之前，她把文件、皮包紧紧扎在腰间皮带内。在山脚下时，一条小溪挡住了去路。前面部队新架的独木桥上已结了一层薄冰。她小心翼翼地挪步过桥。刚到桥中间，脚底打滑，身子一歪，跌进了冰冷的水里，幸好后面的战友赶上，把她拽了起来。

汪琦老照片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“好不容易到达山顶，云雾弥漫，狂风夹着飞雪一起向我打来。顿时胸闷气喘，呼吸特别困难，两腿僵硬得不听使唤，并发出咔咔的响声，原来湿裤子已结了冰。刺骨的凉气直逼全身，上下牙直打架，腿和脚已失去知觉，像木棒似的机械挪动。行走的步子越来越慢，已远远地落在队伍的后面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拼出全身力气向前追赶。”汪琦在回忆录里写道。而翻过山头，换了衣裤，她的第一反应，是检查皮包里油布包裹的机要文件。所幸，文件完好无损。

遥远的路途中，女兵有更多生理上的不便。和汪琦一同进藏的女兵，有1100多人。但对于一名战士来说，一切困难都是前进路上的“小插曲”。

军直机关先行抵达拉萨的那天，张国华司令员、谭冠三政委率领全军指战员，通过汪琦等机要人员手中的密码电报向党中央、毛主席和西南军区首长报告：进藏部队把五星红旗插上了喜马拉雅山。汪琦和战友们激动不已，“已经热泪盈眶。”

永远的“第二故乡”

1952年，汪琦和一同进藏的战友彭光相爱结婚。次年，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，取名“西原”。

怀孕生子期间，汪琦的胆结石反复发作，再加上缺氧、营养不良，两条腿也浮肿起来。1954年6月，她和30多名战友一起返回内地，其中有八九名女兵，大多是回内地生孩子、送孩子的。汪琦自己拿木板钉了个箱子，顶上用纱布蒙起来，下面铺着小被褥，让当时不满十个月的儿子睡在里面。

20世纪60年代，汪琦在西藏时和子女的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当时，川藏公路正在施工，刚刚修通到昌都，而从拉萨到昌都，还有上千公里的路程，要爬山、过河、露宿，徒步行走。

走到一条大河边时，意外发生了。汪琦形容当时的河面，“巨石林立，河水咆哮，如万马奔腾，激流撞击着巨石，白浪冲天，发出震耳的吼声。”

河上架设着一座新桥，她和两名男战士牵着满载母子俩生活用品的马，走到桥中间，马的左后腿突然插进了桥缝，怎么也拔不出来。其中一名男战士找来一根木棍，想把桥缝撬开一些，但一撬，木桥突然断裂，三个人和马都落进了湍急的河中。汪琦恍惚中使劲抓住一名男战士的衣服，两人在河水中不知道翻滚了多久，被巨石挡住，才没被水冲走。

第二天，队伍在下游两三里处找到了已经淹死的战马尸首。“而那位年轻的男战士，我们找了两天，也没有找到，估计已经牺牲了。”

每当回忆起这件事，汪琦总是感到沉痛。“他是为了我才牺牲的，我却至今不知道他的姓名。”16年后，大儿子西原初中毕业，也来到西藏边防做机要工作，服役六年退伍。对于他们一家来说，西藏成为了永留心底的“第二故乡”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汪琦（前排右一）和同做机要工作的战友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“没有共产党，就没有我的一切”

汪琦总说，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一切。”

她是在日军的阴影下度过的童年。八岁的一天，一队“头戴布条帽、脚蹬大皮鞋，手中拿着膏药旗”的日本兵闯进了汪琦的家，打着手势向祖父要钱要物。祖父一言不发地坐在那儿，母亲抱着弟弟，坐在一旁，而祖父的床下，藏着汪琦的大姐，当时已经十几岁。突然之间，大姐蜷着身体从床下爬出来，猛地冲出了门。日本兵伸手去抓，没能抓住。气急败坏之下，举起枪托狠狠地砸向祖父的头部，砸得鲜血直流。

古稀之年的祖父，受了撞击，后来又举家出逃。在惊吓和创伤下，大病不起，没过多久，就离开了人世。年幼的汪琦经历了人生第一场“巨震”，“国家的灾难，民族的危亡，带来了家庭的苦难和童年的痛苦。精神上当亡国奴的屈辱，生活上的艰难使我从小立下志向，长大后要自强救国。”

之后，汪琦辗转了几所学校，在战乱年代坚持读书。上完四年级，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学费，她找到了一家慈善小学继续读书，每天要步行一个小时才能到达。因为离家太远，中午回不来，她就在早晨出发时带上一个高粱面窝窝头，当作午饭。后来，她上完初中，考入了一所免费的师范中专。

1948年，家乡开封解放后，汪琦也从师范学校毕业。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，全国笼罩在一片解放的热潮中，很多学生参军入伍。汪琦也成了其中一员，被编入第十八军，往大西南前进。

她记得，他们途经南昌、长沙到成都，准备围剿国民党最后的残余部队。刚到长沙，毛主席就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。如今，年过九旬的汪琦回想起这段岁月时，仍然神情激动，声调像唱歌一样高高扬起，眼里有光芒闪烁。一位革命女性波澜壮阔的一生，由此而始。

2021年，在建党一百周年之际，汪琦拿出自己多年来攒下的三十万元积蓄，郑重向省军区党委及干休所党委递交缴纳特殊党费申请书。实际上，早在2020年10月，汪琦就已将缴纳特殊党费列入了遗嘱第一条。“因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更没有我的一切。”

2014年，汪琦和其资助的藏族学生合影。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

个人简介：

汪琦，1931年9月出生，1949年2月入伍，1950年在四川入党。跟随第二野战军第十八军进军大西南，是首批进藏女兵之一。现为江苏大学离休干部、江苏省军区南京第十六离职干部休养所离休干部彭光遗属。

老兵语录：

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，更没有我个人的一切。我坚定对党的信仰和革命理想不动摇，不忘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入党誓言，永远听党话，跟党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