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蔡元培的海上身影

2022-11-17 12:58:50 来源:解放日报 作者:陆其国
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、学者蔡元培一生中,陆陆续续约有十六年在上海留下身影。其历史阶段分别为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《辛丑条约》至同盟会成立前后、民国肇始、南京政府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。这些时间节点下的上海,其时代浪涛可谓风起云涌、云谲波诡,置身其中,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血雨腥风和惊心动魄。

蔡元培的海上身影
著名教育家、思想家、学者蔡元培一生中,陆陆续续约有十六年在上海留下身影。其历史阶段分别为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《辛丑条约》至同盟会成立前后、民国肇始、南京政府成立至抗战全面爆发。这些时间节点下的上海,其时代浪涛可谓风起云涌、云谲波诡,置身其中,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血雨腥风和惊心动魄。由于蔡元培与鲁迅、林语堂、宋庆龄等人在上海接待英国作家萧伯纳,鲁迅逝世后蔡元培在鲁迅追悼会上致词留有照片,这期间他的活动众所周知。其实,更早些时候蔡元培出现在上海的身影,其影响和意义同样不容小觑,比如蔡元培日后投身高等教育,业绩卓著,载入史册,其起点正是上海。

在上海投身高等教育

1901年夏天,已辞官回到故乡绍兴从事教育的蔡元培,应上海澄衷学堂总理刘树屏之邀,风尘仆仆来到上海协助校务。显然蔡元培的教育之才受到刘树屏的激赏,这不,协助校务才一个月,他就又经刘树屏介绍,进入南洋公学(上海交通大学前身)任教。蔡元培在上海的这个起步,也被视为他投身高等教育的起点。

当时,代理公学总理的张元济呈请督办盛宣怀开设南洋公学特班,教授英文、政治、理财等科,以培养新式从政人才,择优保送经济特科。蔡元培被委任特班总教习,负责学生学业。后来,蔡元培曾这样回忆这段经历:戊戌政变后,他已经中举入仕,但“知清廷之不足为,革命之不可以已,乃浩然弃官归里,主持教育,以启发民智。既而来海上,主南洋公学特班讲席”。其间,他提醒学生:“中国国民处在极度痛苦中,还没有知道痛苦的由来,没有能站立起来,结合起来,用自己解除痛苦,这是中国根本弱点,你们将来出校,办学校以外,还要唤醒民众,开发他们的知识。”可见“启发民智”是蔡元培从事教育的一个硬核原因。

特班学生中受蔡元培激赏的学生有邵力子、王世瀓、胡仁源、谢无量、殷洪亮、黄炎培、李叔同等。黄炎培后来回忆道:“开学之日,礼场诸师长中,有衣冠朴雅、仪容整肃而又和蔼可亲者一人,同学(奔)走相告,此为总教习,则吾师是也。”又说,特班“全班四十二人,计每生隔十来日得聆训话一次,入室则图书满架,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,无疾言,无愠色,无倦容,皆大悦服”。这“吾师”说的正是蔡元培。

善待学生是蔡元培一以贯之的为师原则和为人风格,若干年后继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也说过:“(蔡)先生日常性情温和,如冬日(阳光)之可爱,无疾言厉色。处事接物,恬淡从容。无论遇达官贵人或引车卖浆之流,态度如一。但一遇大事,则刚强之性立见,发言作文,不肯苟同。”想想也是,如果只是一个好好先生,蔡元培绝无可能在北大有如此气场,并留下那么多为人传颂的佳话。当然,这是后话。

蔡元培为每名学生规定修学门类及应读书目,要求他们每天写笔记,并交给他批阅。所谓“训话”,就是和学生个别交谈,了解学生生活和学习情况,以及他们对时事的感想。在此过程中,蔡元培的思想理念也影响着学生,使后者“得(蔡)先生之陶冶,益晓然于革命大义”。

除了倡言,蔡元培也积极投身于革命,这在当年的上海,既艰难又危险,如1902年4月,中国教育会的成立即是一例。据亲历者蒋维乔回忆,斯时“清廷禁网严密,革命二字,士人不敢出诸口,从事进行,更难著手”。就是在这人人自危的情况下,蔡元培的身影出现了——蔡元培与叶翰、蒋智由、钟观光、林少泉、王季同、黄宗仰(乌目山僧)、汪允宗等人“集议发起中国教育会,表面办理教育,暗中鼓吹革命。议既定,即驰函各地同志赴沪,开成立大会”(蒋维乔语)。会址就选在上海泥城桥外福源里,蔡元培被选为会长。这也是国内最早宣讲民主革命思想的社会团体。中国教育会还曾设想过办学,只是初时因会员少、经费缺,心有余而力不足作罢。而且那时的教育之途,也充满着诸多的不确定性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,这年11月,南洋公学发生了“墨水瓶风潮”,竟于无意间促成了中国教育会自办学校之举。

那是1902年11月,南洋公学五班意识保守落后的教习郭镇瀛,因平时钳制学生思想,严禁学生阅读新书新报,不准集会和议论时政,五班学生对之深恶痛绝。一天有学生故意将一只墨水瓶放在郭教习的座椅上,郭发现后大怒。随后校方应郭所请,开除学生伍正钧。五班为此大哗,见力争无效,于14日决定全班退学,并举行告别演说会。

五班行动引起全校的同情。次日,全校学生集会,派代表要求总办汪凤瀛收回成命。此际,蔡元培曾对特班学生说:“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,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,扩大容量,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。同学中对某一门(课)能当教师的就当教师,能回乡办教育的也好。”

由于汪总办不愿收回成命,全校200余名学生决定全校退学。最后经校方引诱和家长威逼,尽管留住一些学生,但退学者仍有145人。学校有人把这次学潮的“元凶”归咎到蔡元培身上——他平时向学生提倡民权思想的影响所致。蔡元培不畏流言,与学生共进退,毅然辞职离开南洋公学。

在张园激情演讲的身影

中国教育会及时伸出援手,于当年11月19日集议张园,决定成立爱国学社。因当时教育会缺钱,蔡元培动身赶赴南京去借款。不料,他刚到码头,忽见家人匆匆赶来,泣告其长子阿根不幸去世。蔡元培惊闻噩耗,欲哭无泪。稍顷,他强忍丧子之痛,挥泪嘱托他人代办阿根丧事,然后毅然登轮。

“五日而议决。十日而功成”——爱国学社终于成立,并于这年底在福源里正式开学,蔡元培被推为总理(校长)。他在开学祝词中说:“用吾理想普及全国,如神经系之遍布脑筋于全体是也。”他还聘吴稚晖任学监,聘刚从日本回到上海的章太炎及蒋维乔、吴丹初、何海樵、何山渔等任教员,教员一般都尽义务讲学。其中蒋维乔更多担任的是校务助理。他后来曾回忆道:“余于壬寅之秋赴中国教育会,始与(蔡元培)先生相见。癸卯春,率妻子至海上,置妻于女学,置子于男学,而助(蔡元培)君理校务,亦以译著自给。”作为蔡元培的校务助理,蒋维乔充分领略到了后者的教育思想和理念:“(蔡元培)君之办学也,不规规乎普通科目,而注重精神,而又夙抱社会主义,顾不轻以语人。盖壬癸之间,知革命主义者尚鲜,至社会主义,则未经人道,偶有一二留学生道及之,类皆不矜细行,为世诟病。”由此可见,蔡元培当时已有社会主义思想,因知者不多,所以轻易不与人语。而他在教育上的不因循守旧、不囿于陈规、主张教育要与时代精神相契合,让蒋维乔印象深刻。

还有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,爱国学社设立学生自治制度,设有评议会,监督学校行政和学生操行。学生们可以经常和老师一起外出参加政治活动。爱国学社在教育上的创举和活跃的政治空气,吸引了许多青年前来就学。

因为在一起共事,平时接触多,相知也就深,所以蒋维乔对蔡元培非常理解和敬佩:“(蔡元培)先生平居休休然,终日无疾言遽色。余性褊急,愤世嫉俗,自与先生日夕相处,而气质为之一变。然先生之处世,长于知君子,而短于知小人,故谋事往往多失败。又尝告余曰:‘吾人适于治学,不适于办事,我不负人,人或负我,所以灰心,然而竟不能灰奈何。’先生绝无耳目四肢之嗜好。”蔡元培不仅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他人,他儒雅谦逊的性格脾气同样也给予身边的人以感染。这其实也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蔡元培的人格魅力。

也是在这一年,蔡元培、蒋观云、黄宗仰等人发起创办的爱国女学,由于得到黄宗仰女弟子、地产商哈同太太罗迦陵的捐助,终于在上海诞生——它也成为我国近代第一所革命女校。这和蔡元培倡言革命也有某种不谋而合之处,而且和上海的历史政治风云也结合得更为密切。原来还在成立爱国学社时,“(蔡元培)先生更兼教育会会长,以鼓吹革命为己任,时时开会演说,而以《苏报》为机关,影响所及,风靡全国。先是俄人自拳匪乱后,隐据东三省,至是尚不撤兵,国人忿激,留日学生组织义勇队谋敌俄人。先生率会员学生,亦创义勇队于海上以应之,而会员章炳麟著《驳康有为书》,邹容著《革命军》皆刊印小册子,不胫而走”。

爱国女学成立后,这里也成为革命者的重要活动场所。蔡元培曾在《自写年谱》中写道:“我在《警钟》报馆时,曾再任爱国女学校长,那时候,我以女学作为革命党通讯与会谈的地点。”他还提到,当时浙江著名革命党人陶成章、徐锡麟原先各率成员活动,“此两派各不相谋,而陶、徐两君均与我相识;我就约二君到爱国女学,商联络的方法,浙江两派的革命党,由此合作,后来遂成立光复会”。据当年的教员俞子夷回忆,从1904年寒假到1905年暑假,“往来的客人难得有间断的日子”,这些客人中就有黄兴、赵声、徐锡麟、秋瑾的身影。

值得一提的是,当时的上海张园也是一个举行反清、反帝集会以及拒法、拒俄运动的重要场所。蔡元培激情演讲的身影,曾不时在张园出现,而且往往他甫一讲完,立马又有爱国女学师生上台进行演说。可以说,当年在张园举行的反清、反帝集会以及拒法、拒俄运动中,上海市民时常会看到蔡元培与爱国女学学生和中国教育会会员、爱国学社学生一起参加活动。《蔡元培年谱长编》(上)记载:1903年4月30日,“在张园安垲第举行拒俄大会……各界人士一千二百余人。爱国学社、育才学堂的学生戎装整队而来,爱国女学、务本女学的学生也都出席。蔡(元培)先生首先登台,发表演说”。

接下来,在上海发生了著名的“《苏报》案”,章炳麟、邹容入狱,其他多人或避西洋,或走日本。蔡元培则去了青岛。自此,蔡元培进入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重要时期——从青岛返回上海后,即组织对俄同志会,创办《俄事警闻》日报,组织光复会,结盟同盟会。

对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着力

说起蔡元培的上海身影,有一个领域不应该忘却,那就是他对我国艺术教育的贡献。他和画家刘海粟之间就曾发生过一段故事。

1927年,蔡元培在南京主持“大学院”(即教育部)时,特设“全国艺术教育委员会”,并准备在上海举行“首届全国美术展览会”。他特地写信给在国外的画家刘海粟,请他立即返国,说有要事相商。刘海粟后来回忆道:“7月26日,我返回上海,在他(蔡元培)家中相见,历经大难重逢,不免有点感触。”但没聊几句,蔡元培即进入正题:“想的事情很多,首先是要普及美育,现在的中国,美的东西要倡导,为了训练有用之才去办好美育,想召开一次上海美专校董会,征询诸位校董看法,准备把上海美专,改为国立,充实一些经费和教授,把她办成全国最好的艺术大学!”蔡元培还给出了具体建议,如美术学校可选址风景优美的杭州西湖边,另外鼓励中国画家一定要设法去欧洲考察,“去看看从古希腊、罗马,经过文艺复兴,直到印象派,加以分析、研究,使自己得到充实,把欧洲的一些好东西学回来”。

正是蔡元培的大力帮助,后来促成了刘海粟的赴欧考察。动身前,蔡元培还特地叮嘱他:“在考察中不要局限于绘画,各种姐妹艺术,各种流派的艺术家都要接触,要善于兼收并蓄,师法西人之长,同时不要忘记我国伟大文明传统,在作画上一定要保存东方人气质、中国画的神韵。要综合,思考,升华,变化,化出的东西要纯,否则不中不西,消化不良,断难有成就!”当时负责《申报》的史量才知道刘海粟即将赴欧考察,也约他及时为报纸写些随笔,这样《申报》可以定期给他一些稿费,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。

第二年,蔡元培又派音乐家萧友梅设立上海音乐院(今上海音乐学院前身),蔡元培兼任院长。

这些不仅充分体现了蔡元培对美术、音乐教育的重视,更凸显了他对塑造上海城市精神的着力。(陆其国)


关键词:蔡元培,上海,学生,爱国,教育,中国,革命 (责任编辑:宋薇薇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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