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3年12月，李彦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采访。（本刊记者 侯欣颖 / 摄 )

李彦：1977年生于北京，1998年大学毕业成为一名人民警察，2016年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，党的十九大代表，现任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。

2023年最后一个工作日，《环球人物》记者交出所有可能连接外网的通信设备后，走进北京市天堂河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（以下简称“强戒所”）。

午后的阳光斜洒进深墙大院，给凄冷的寒冬带来一丝暖意和希望。院子不似一般的强制隔离戒毒所，正前方是一栋看起来更像学校教学楼的建筑，强戒人员在那里参加冥想、瑜伽等课程。几栋粉墙青瓦的宿舍楼矗立两侧。院子中央，身着浅蓝色衣服的强戒人员正拖着除雪工具往宿舍走。世间的纷繁嘈杂被挡在墙外，诱惑也被阻隔，剩下的只有安宁和秩序。

强戒所副所长李彦是守护这份安宁和秩序的民警之一。“在这里待久了，你就会发现，想让一个人真正从内心转变，比抓到一个人更困难，难得超乎想象。”驻守天堂河的第二十五年，李彦已经修炼成一位名副其实的“心灵捕手”。把强戒人员从毒品地狱拉回人间天堂的故事，在这里徐徐展开。

“七色花开”

天堂河原本是起源于北京市大兴区北天堂村附近的一条河，由永定河分流而成。2015年，因河流流经规划中的新机场，天堂河经人工改道，更名永兴河。天堂河美丽的名字变成历史，但天堂河女子教育矫治所始终坐落在大兴区黄村镇天堂河社区。2019年，矫治所的职能变革，成为北京市唯一一家收治女性强制隔离戒毒人员的场所。

“女性吸毒成瘾人员存在拒绝社区戒毒的，社戒期间吸食、注射毒品的，严重违反社戒协议的，还有经社戒和强戒后再次吸毒的，都会被强制隔离戒毒。”李彦向《环球人物》记者介绍。

李彦戴着一副银边眼镜，皮肤白净，说话柔声细语。但面对个别强戒人员的挑衅时，她那股飒劲就冒出来了。

几年前，李彦刚到戒毒大队当大队长那天，第一次值夜班，就遇上了一个“刺头”。熄灯后，强戒人员安琪一直坐在床上不安分，还不断跟其他室友说话。“你怎么不睡觉？”李彦从值班室的监控中看到后，通过对讲系统问。“我睡不着，怎么了？”对方挑衅意味十足。李彦让安琪出来聊聊，没想到对方直接站到床上，指着监控镜头：“凭什么啊？”考虑到安琪情绪激动，还住在上铺，如果从床上摔下来会很危险，李彦走进宿舍，让安琪不要激动，先从床上下来。通过深聊，李彦才明白，安琪不是有意针对她，只是因为对之前的大队长感情比较深，想给新来的李彦一点“颜色瞧瞧”。李彦晓之以理：“之前的大队长是不是让你好好改造，如果你对她有感激之情，就应该完成她的期待。我只是作为一个接力棒，帮助你变得更好。”这一席话让安琪心服口服。

“下马威”根本吓不到李彦，因为她已“身经百战”。李彦2018年接触强戒之前，带过一个专门解决“疑难杂症”的大队。在这个号称“特难”的大队里，她什么样的“刺头”都遇到过。

一些人吸毒后会出现各种精神问题，情绪阴晴不定。李彦和戒毒民警们就要24小时盯着，以防出现危险状况。有一次，一名强戒人员闹了起来，李彦一个箭步冲上去死死抱住对方的脑袋，任她在宿舍里横冲直撞。“就怕这些人一时情绪失控，磕了碰了的。我们身上青一块紫一块那是常见的。”

结合女性吸毒人员的特点，李彦和强戒所的民警们慢慢摸索出一套戒毒工作体系，并给这个体系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七色花。“七色花有七个花瓣，每一个花瓣有不同的颜色，对应着生理脱毒、行为治疗、认知教育、心理矫治、康复劳动、社会功能、后续照管七大戒治手段。同时，我们希望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，也可以有七彩的人生，像七色花开一样美丽。”李彦说。

李彦带领强戒人员进行康复训练。

“伤口疗愈”

“七色花”中的生理脱毒是第一步，最难的还是戒除心瘾。

艾悦曾是北京一所名牌大学的学生，交友不慎后开始吸毒，“每天不吸一口都没办法开始一天的生活”。她一度惊愕地发现，自己的体重掉到80斤，记忆力退化，脾气变差。为了戒毒，她尝试过“冷火鸡”法——“就是生戒，关掉手机，锁上门，毒瘾一犯就冲冷水澡或吃安眠药”。事实证明，这个办法不奏效，她在戒毒和复吸之间苦苦挣扎了10多年。2018年9月，艾悦被送到强戒所。排除一切干扰，她两周内便实现了生理脱毒。

完成生理脱毒后，艾悦出现了焦虑、狂躁、乏力、失眠、内分泌失调等症状，这些被称为“稽延性症状”。她此前几次戒毒失败，都是没熬过这一阶段。李彦运用矫治所与中医院共创的中医按摩操，通过按摩穴位，缓解其稽延性症状，同时配以八段锦，让艾悦等强戒人员早晚练习。

为了进一步对症下药，李彦“扒开伤口”，探寻艾悦心底最柔软的一面。原来艾悦大学期间组过乐队，对音乐有着别样的感情。李彦选取非洲鼓，让艾悦在课上演奏，并教大家一起打鼓。音乐矫治成了帮艾悦重拾自信的“良方”。

李彦与强戒人员一起学习非洲鼓。

许多强戒人员性格偏激、易怒，自制力差，平时大错不犯、小错不断，李彦应对的“高招儿”还有激将法。

强戒人员闫玉特别爱说话，一天到晚像连珠炮一样，自己都控制不了。李彦为了锻炼她戒毒的自制力，和她约定24小时内不说话。当着百十号人，闫玉接下“战书”。早起洗漱点名，闫玉不吭声。吃完早饭看着别人刷碗擦地，她絮叨的毛病差点又要犯。到了中午，闫玉实在憋不住了，写纸条求助。李彦鼓励她说：“半天你都扛下来了，再坚持坚持。”最后，闫玉咬紧牙关，完成了挑战。

一天没说话，闫玉感悟良多：那种想说不能说的难受劲，就像戒断后的心瘾。这次如同游戏般的练习让她学会了克制，也增强了戒毒的信心。

两年强戒期结束回归社会后，强戒人员会面临很多诱惑，如何才能不重蹈覆辙？李彦发现，家庭在这一阶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李彦与戒治民警一起，运用家庭治疗技术，教家属在探访时的10分钟内，只用4个词回答对方所有问题——“谢谢你”“请原谅”“对不起”“我爱你”。一位平日里“破罐子破摔”的强戒人员探视后回来哭着说：“我第一次知道我在丈夫心里这么重要。”

这些科学的戒治手段，效果显著。李彦介绍：“据回访统计，目前北京户籍的女性强戒人员，3年的保持操守率（即3年内不再复吸的概率）达到80%以上，且逐年提高。”

“回家的路”

1998年大学毕业后，李彦就来到天堂河社区，一待就是25年。“刚参加工作时，大队长就跟我说，这份工作要守得了清贫，耐得住寂寞。”

疫情期间，强戒所的民警们经历了巨大考验。强戒人员因长期吸毒，落下很多病根，包括肺结核、哮喘、高血压等。她们的抵抗力和免疫力弱于常人，一旦感染，危险系数要高很多。因此，强戒所制定了疫情期间封闭值守计划。李彦清楚地记得，当时她送其他民警到大门口，才跟他们说自己要留下。强戒区的大门缓缓关闭，李彦站在门内跟同事们认真地敬了一个礼，目送他们离开，“当时心里特别复杂”。

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，李彦一连70多天没有回家。“回家后，儿子才跟我说，他最焦虑的时候，一个人从大兴的家里出门，向北一直走，走了30多公里，走到天安门，扭头再继续往回走。”那次回家只待了7天，李彦又返回单位继续值守。最终，全部强戒人员顺利度过风险期。

李彦的丈夫是监狱民警，他们组成了“双警家庭”。夫妻两人以前在同一单位工作时，一周7天，经常谁也见不到谁。“大家24小时轮班，人手紧缺时，不是在值班，就是在值班的路上。”这就是李彦生活的常态。

采访的整个过程，李彦一直满脸笑意，耐心回答记者的每一个问题。被问到每天面对吸毒人员，怎么还能做到乐呵呵时，她说：“嗨，工作几乎就是我的生活，必须要开心点，不然活得多丧啊。”

李彦的乐观和耐心感染着每一名强戒人员。有的人即将离所，抱着李彦哭个不停，留给她一句“你真的懂我”；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，却一字一句给李彦写了好几页的感谢信；有的人没忍住“二进宫”，见了李彦满脸歉意，却发现李彦依然对她信心满满。

“她们常问我，李大（李彦此前担任大队长时，大家对她的称呼），我能戒得了吗？”李彦感受到强戒人员戒毒愿望很强烈，但也很迷茫，“我要把正能量传递给她们，让她们对戒毒和生活重拾信心，照亮她们回家的路。她们回家了，我也就回家了”。（文中强戒人员均为化名）